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成分最復雜，思潮最活躍，局勢最多變的時期，六國興亡之道歷來為各大“學者”反復論述，其國情差異、制度差異、統治方針差異、國家性格差異造就了不同的亡國之路，或是簡單，或是荒誕。然后世儒學當道，諸多跡象表明儒學大師的論述在事實上有很大的偏向性。竊以為漢前史料更為接近史實，所作六國興亡系列篇章，可能與通常認知不同，勿介懷。
                                  ——首記
        燕國的特殊在于它是第一批分封的諸侯國，從西周初期立國到戰國末期滅亡，燕國傳承四十余代君主，歷時“八九百歲”。與秦國相比較，燕國多了整整一個西周時代（秦國在東周初期協助王室驅除夷族后分封）。然而如此一個大國竟然被“晚輩”所滅，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戰國后期，燕國日漸濃郁的奇特國風——王道禮治、迂闊無常。
        在戰國之世，恪守王道禮治無疑是一種另類的追求，后世大儒夏侯玄稱贊燕國 “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ㄒ姟妒酚?#8226;集結》）”，在連破七十余城的前提下，竟然六年未攻下即墨、莒城兩座孤立的城池，軍無戰力乎？糧草不濟乎？究其根本在于樂毅為了在齊國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緩和了對齊國的最后攻擊。正是這個緩和，田單在呂不韋的幫助下才得以復國。燕國堅守王道禮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統治集團在八百年父子傳承中未經歷如同齊國田氏代姜般的大洗牌，統治思想僵化，領政方針失去了先進性、適宜性，在大爭之世，不能適時創新，固步自封等同于提前為自己判了死刑。在企業中，市場在不斷變化，客戶要求也在不斷革新，以不變應萬變顯然不是大環境下的生存之道，這就要求我們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持續的檢討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對影響質量與交期的行為、習慣進行正確的創新與改革，以恰當的戰略面對詭譎的環境，這是一個企業永保先進性，走在市場前列的基本保證。
        燕國之迂闊在邦交事務上體現的淋漓盡致。燕國在邦交事務上的反復無常恰巧與其在領政方針上的保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燕易王至燕王喜，燕國在邦交上主要呈現出以下姿態：與五國合縱抗秦又質太子與秦國結好、迎娶秦國公主又參與分秦大會、與趙國結盟又起兵攻趙、全力娓和齊國又奪取齊國兩城……燕國邦交途徑之多、變換之快讓其余五國無所適從，邦交本是邦國利益為重，但如此反復快速的邦交切換還是不能讓人接受的。更有甚者，在向秦國稱臣后，燕國最后一個太子——燕丹——為宗廟之茍延，招募荊軻行刺秦王，其愚蠢、其短視、其迂闊昭然若揭，只留下“提一匕首欲改天下，未嘗聞也。（見《史記》）”的千古諷刺。自此，燕國不僅失去了五國的信任更招致秦國的瘋狂報復，外無近鄰，又招“虎狼”，以孱弱的國力抵御強秦的征伐，蚍蜉撼樹也。在工作中，大家都有自己的生產鏈，生產鏈里的同事們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整個產品的生產流程做好而后工程為前工程工作狀態確認更是前工程品質的保障，任何一個人都無法獨立的完成整個生產鏈，團結協作是我們的不二選擇，團結協作、真誠相待才能讓自己與團隊走的更好。
        燕國的“王道禮治”與“迂闊無常”直接導致了其國力孱弱與排擠孤立，在強秦的收割中，既不能獨當一面也沒有盟友守望相助，滅亡，也是必然的。
        一支天子血統的老貴族，尊嚴地秉承著遙遠的傳統，不懈地追求著祖先的仁德與自己的“機智”；一路走去，縱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縱然一次又一次成為天下笑柄，爬起來依然故我；直至滅頂之災來臨，依然沒有絲毫的愧色。
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